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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零到万上海方舱的昼与夜

发布日期:2022-08-03 22:36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

  嘀嗒嘀嗒,嘀嗒嘀嗒,夜空落着小雨。大巴车进入上海后,从高架上驶出,一路极为寂静,听不到任何声音。从大巴车上走下,地面稍微有点湿,空气中隐约能够闻到春泥的气味。这不是肖帅想象中那个热闹的上海。

  肖帅是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安装分公司的工程师。2022年4月5日,他和全国各地的同事接到任务,火速集结,奔赴上海,抵达时已是第二天凌晨。他们此行,有一个共同的任务——援建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。预留施工时间,只有3天。

  从3月底开始,为阻击新冠疫情,上海共启用了10家市级方舱医院,大多是由大型展览馆迅速改建而来。在这样一批“巨型方舱”中,国家会展中心方舱规模最大,能容下近5万张床位。

  除了市级大型方舱,上海各区也陆续改建、启用了多家区级方舱,主要由学校、公寓楼、写字楼改建而成。

  疫情高峰时,上海市级方舱在院人数达到8.64万人,区级方舱18.48万人。从春入夏、从零到万,两个月的时间,太多的故事在方舱里发生。武汉的经验,在上海方舱得以运用;一座座方舱的迅速启用,是工人们在一线不分昼夜努力奋战的结果;前期暴露的问题,与此后的及时调整,让人们看到这座城市纠错的能力。

  如上海集中隔离点医疗救治组组长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所言,上海方舱医院的建设和准备,为实现“应转尽转”“应隔尽隔”提供了空间上的准备,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  4月2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从吉林赶赴上海,调研疫情防控工作。当天,孙春兰实地考察的地点之一,就是世博展览中心方舱医院。此后,原本被称为“集中临时隔离收治点”的这些应急措施,全部统一称为“方舱医院”。

  从3月底开始,不断有新方舱启用,同时越来越多的阳性感染者被送进方舱。在疫情面前争分夺秒,上海方舱加快了建设和启用节奏。

  4月11日晚上8点多,家住杨浦区的姚毅(化名)站到了小区门口。就在半小时前,他接到了居委的电话,对方在电话里转达了疾控中心的通知,让他到小区门口等待,即将转运他去方舱。

  在小区门口又经过半小时的等待后,转运大巴在姚毅面前停下。之后的时间里,大巴穿梭在他家附近的街道,继续从小区门口接上其他阳性感染者。等到抵达方舱,已经是晚上10点。

  姚毅第一时间在地图上查看了方舱的位置,发现离他家直线公里。那是杨浦区民府路上的一个办公园区,叫作尚浦汇办公空间,由几栋闲置的写字楼组成。

  从规模和医疗条件看,姚毅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区级的方舱。因为那晚排队等待进方舱时,姚毅听到有志愿者用喇叭大声地提示:“条件有限,这里只接收无症状和轻症!如果有比较严重的症状,或者其他基础疾病,需要帮助的请现在提出来!”

  姚毅记得,那晚去方舱的转运大巴上十分安静,人们戴着口罩,彼此没有交流。车厢里通常没有太多恐惧和焦虑,更多的是一种平静。

  4月的每个夜晚,都有许多转运大巴穿梭在安静的上海。驾驶这些大巴的司机,是与阳性感染者距离最近的群体。他们在方舱与感染者之间穿针引线,在转运中不可替代。

  39岁的王志强,此前是浦东新区杨高公交636路驾驶员。3月底,他第一时间报名了方舱医院转运大巴的司机队伍。当时由于人手有限,王志强第一次出任务,从上午发车,昼夜不停,一直做到第二天早上6点。

  那时,十六七个小时连轴转是常态,回到隔离酒店已经是半夜。在王志强的回忆里,穿着密不透气的大白服,长时间不能吃饭,不能喝水。收车时,身上的尿不湿有五六斤重。

  刚开始转运工作时,由于各种情况不熟悉,调配资源有限,大巴司机们不仅出车时间长,自己身体不好受,还要经历一些感染者的抱怨。比如大巴晚上9点出发,半个小时就接上所有人,但感染者全部入舱时已经快凌晨1点。“让这么多病人在车上等,你们工作怎么做的?”转运大巴上的工作人员和司机,一开始常面对质疑。

  这一点,似乎也成为过去两个月上海方舱建设和使用过程中的缩影:起初因为时间紧,很多准备工作没有事先想到位,招致各种抱怨和质疑;随着时间推移和疫情控制,一时的矛盾也逐步得到了改善和解决。

  4月13日晚,彼时很多身处上海各方舱的人们,注定度过了一个难以平静的暴雨夜。当天,上海暴雨、大风、雷电“三碰头”。到晚上,南汇方舱的漏雨画面传遍社交媒体,也牵动着人们的心。

  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当上海方舱再次遇到的考验时,各方面的应对明显成熟。4月24日,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再次收到强对流天气预报,第一时间发布工作提示,督促各单位做好应对准备。

  因为是“帐篷式”方舱医院,抗风能力相对不足,上海国际赛车场方舱医院需要重点防范强对流天气。在4月22日的降雨过程中,方舱的安全督导组就发现了篷面兜水、加固强度不够等问题。

  4月25日,上海相继发布雷电、大风两个黄色预警。在国际赛车场方舱,安全督导组全员紧盯雨量、风速变化,及时研判。他们一边和运营方一道,完成应急抢修加固任务,一边协助病患转送。

  还是在暴雨夜,这一次,国际赛车场方舱5000多名患者成功转运至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。

  除了转运病人和应急补救,本轮上海疫情中,很多方舱的修建也开始于深夜。比如肖帅和同事4月6日抵达国家会展中心,已是凌晨2点。

  紧急的任务,寂寥的城市,以及天空正在落下的小雨……相似的画面,让肖帅想起了两年前的经历。2020年初武汉疫情暴发时,肖帅一个人从广东开车,去往武汉,参与“火神山”和“雷神山”医院的建设。

  “进到国家会展中心,第一反应就是‘真大啊’。我们只负责其中一片‘叶子’都这么大,时间也紧,当时说最多给我们三到四天,压力自然也大。”肖帅告诉《新民周刊》。

  接到援建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方舱任务的同时,肖帅被指定为四号馆AA-AE轴电气工程师兼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安装分公司青年突击队队长。当时他在武汉,其他同事也从全国各地,纷纷向上海集结。

  赶往上海的路上,肖帅和同事完成了简单的分工,有后勤保障,有现场施工,有图纸深化。抵达国家会展中心施工现场,没有时间闲聊和等待,他们直接开始准备工作。盘点材料,搬运器械,设置仓库,然后大半夜给厂家打电话,订购材料。

  等忙完这些,已经是6日上午。拿到图纸后,这支青年突击队便真正开始了争分夺秒的施工建设。“电气施工是我负责的项目之一。电力方面还是需要花点心思的。因为方舱医院里,每个床位都相当于一个小房间,所以整个系统的回路比较多。而且这是会展中心改建的方舱医院,之前没有考虑过这么多床位的电量需求。另外,场馆里还安装了大型风机,通过三级过滤,要保证馆内空气经过消杀后排到室外。风机的运转需要重新设计布置线路,也意味着大量的供电需求。”

  肖帅所在的青年突击队大约50人。他们大部分和肖帅一样,有支援武汉“两山”的经验,保留着迅速开展方舱建设的宝贵工作意识和能力。肖帅把这种意识和能力,总结为——“方舱大兵团作战经验”。

  “当重大事件来临,时间紧,任务重。如果还按照普通的项目管理能力运作,就容易掉链子。”肖帅告诉《新民周刊》。两年前,他们在武汉“两山”建设过程中,形成了三级指挥部的模式。这一次,上述模式也被运用到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方舱。

  “我们这次来上海,也是‘挂图作战’。指挥部以最终目标为准,然后工序和进度倒排,把时间点精确到每一分每一秒。具体到某个进度出现的问题,马上进行纠偏,一定是按点、按表,继续完成目标。”

  国家会展中心方舱的建设,在施工任务上与武汉的“两山”医院有所不同,因为方舱主要收治轻症与无症状感染者,不需要专业的ICU病房。但场馆实在太大,进入国家会展中心后,肖帅每天的微信步数都超过了40000步。在他返回武汉后,发现脚底已经磨出一层厚厚的“老皮”。

  4月6日和7日晚上,肖帅和大部分同事、工人,分别只睡了三四个小时。由于9日必须完工,8日晚上更是全员通宵。9日凌晨4点,国家会展中心灯火通明,场馆内,能听到各种机器的轰鸣声,还有工人们搬运设备时发出的呐喊。

  4月9日上午,肖帅被告知他们施工交付的区域即将在几小时后正式启用收治患者,他和同事迅速收拾,准备撤离。“我们本来还想留一张个人合影,没想到太匆忙。所有人一块,跟会展中心拍了张大合照,就赶紧上大巴走人了。”

  在大巴上,肖帅很快睡着了。等他被饿醒时,已经是9日下午,车已经离开上海很远很远。

  5月6日,在院人数不到高峰时的一半;5月14日,这个数字下降到最高峰时的五分之一;5月21日上午,上海临港方舱医院休舱;5月25日,上海世博展览馆方舱医院负责人、仁济医院党委书记郑军华为世博方舱张贴了“休舱”封条。

  时间进入5月下旬后,沪上方舱批量休舱、关舱,定点医院逐步关闭。诸如世博方舱这样的市级方舱,作为常态化保留的方舱,将在修缮后开启新征程。

  方舱在院人数不断减少,越来越多的方舱关闭。整个过程中有武汉方舱医院成功经验在上海的沿用,也有上海在本轮疫情中探索出的新内容。

  3月24日,仁济医院医疗队接到指令,入驻世博方舱。《新民周刊》此前采访到在世博方舱负责院感管理的郑宇。据郑宇的回忆,当他提前到世博方舱查看时,方舱内还在施工,但按照指令第二天上午就要开始收治,任务非常紧急。“压力的确非常大,幸好有很多在武汉方舱医院工作经验的前辈提供了帮助。”最终,25日上午9点,世博方舱第一批500多名感染者顺利入院。

  之后,上海各个方舱医院都在压力之下不断优化院感防控措施。方舱医院的院感管理,又将为今后传染病的防控积累宝贵的经验。

  陈尔真在国家会展中心方舱连续工作20多天后意识到,方舱医院的初衷,主要是将感染者和其他人群分隔,阻断病毒传播。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,出现了一些新冠叠加基础病患者。方舱医院也需要升级改造,以具备一定的医疗救治功能。

  另外,像国家会展中心这样常住4.5万人的方舱医院,再加上约1万人的医护、服务保障团队,人口规模相当于一个小城镇。社会百态都会出现,难免有些偶发事件。在这里,有过小偷、诈骗,舞蹈、健身、“蹦迪”也都有。陈尔真此前接受《人民日报》采访表示,作为管理人员,确保方舱医院安全、有序,需要不断提升管理能力。

  4月6日一早,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的亲子病区一片安静。在这里,为了让孩子们能认真学习,家长和医务工作者尽量将自己的声音调至“最轻”,娃娃们拿着自己的电子设备认真倾听着老师们的讲课。能听到的声音,无非是孩子们举手回答问题,或是打印机工作的动静。

  4月初,有网友反映,一些感染新冠的孩子与父母分开,无法得到照顾,一度引发质疑。

  4月6日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,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吴乾渝表示:“儿童是最柔软的群体,儿童的感染牵动着大家的心,我们同为父母,感同身受。儿童感染者的收治,既要遵守法律法规和防控规范的要求,也要考虑他们特殊照护的实际需求。为此,我们不断改进和完善服务保障措施。”

  事实上,从3月29日至4月3日,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派出的儿科医护团队,已经在世博方舱医院收治了50个患儿家庭。从4月4日起,这支队伍转战规模更大的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,并正式推广“亲子收治”模式。这是上海首次开设“亲子方舱”。

  此前上海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吴清介绍,为有效应对本轮疫情的快速发展,上海市委、市政府果断决策部署,市、区两级在最短时间内分别建设筹措方舱医院,为阳性感染者“应转尽转”提供了重要保障。

  “应转尽转”的背后,是最高峰时近30万人在上海十家市级方舱、数十家区级方舱内隔离治疗。庞大数字的背后,又是许多个争分夺秒、灵活调整、追求专业与人性化的故事,在过去两个月昼夜不停地书写。(记者 王仲昀)

  2022年5月8日,上海市黄浦区老西门街道在江阴街上建立了全市首个“宠物方舱”。附近一家宠物医院的专业人员成为志愿者,接收照顾老西门街道阳性感染者、密接居民的猫猫狗狗。

  5月26日,宠物方舱休舱。临时负责人翟江亲手贴上了休舱的封条。18天时间,翟江和十名志愿者为数十户家庭的55只动物,建立了一个临时的“家”。